佛教之所以能够非常顺利地传入兰卡岛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固然与作为大帝国王子出身的马兴德长老及其妹僧伽密多长老尼亲自前往弘法，以及国王、大臣等统治阶层的鼎力护持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兰卡的文化背景。印度大陆和兰卡岛之间仅隔几十公里宽的保克海峡，岛上的主要居民僧伽罗人就是从印度迁去的雅利安人的后裔。因此，他们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都属于印度文化体系。我们知道，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越高层次，它往往就会以自己的立场来看待、吸收外来文化；反之，一个发展尚未成熟的文化在受到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时，可塑性就非常高。兰卡岛在佛教传入之前，只存在一些鬼神崇拜和婆罗门教等信仰的因素，但都未形成强大的宗教势力或系统的学说。当佛法以一种高度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传到兰卡岛时，很快就被兰卡人民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以印度佛教为主体的僧伽罗文化。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斯里兰卡的佛教，虽然不可能完全是最早期形式的原始佛教，但却起码是在阿育王时期取得正统地位的、并且由受到正式传统教育的马兴德等上座们完整地输入兰卡岛的佛教。
当然，关于马兴德长老南传佛法的记载，除了锡兰方面的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以外，在北传佛教经典中几乎没予重视。于是有些学者怀疑马兴德的身份，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从印度传去锡兰的帝释天因陀罗的人化，并且说马兴德一人根本不可能把当时还是口口相传的三藏圣典全部传入锡兰。
历史并不是光靠猜测或怀疑就可以轻易否定的。在石柱法敕第13号中，记载了阿育王曾派遣传法使团到达师子国王的领地。在南印度阿旃陀石窟中，也发现了一幅《马兴德赴兰卡图》的壁画。特别是最近在斯里兰卡马达迦拉布瓦（Madhakalapuva）地区拉萨噶拉（Ràssagala）圣地的石洞中发现一则铭刻于公元前二世纪郁提耶（Uttiya）国王时代的石刻铭文，铭文上有两段文字解读为：「为了兰卡岛的昌盛，马兴德及伊提耶两位长老莅临本岛，立塔为纪。」这些文物都确切地证明了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马兴德长老等人来兰卡岛弘扬佛法是不容怀疑的史实。另外，从马兴德一行和僧伽密多一行先后赴岛、以及一些经文的记载来看，当时印度大陆和兰卡岛的海上交通是非常频繁的。虽然说全部巴利语三藏是否仅由长老一人靠记忆带往兰卡岛还值得考究，但是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兰卡僧人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全部巴利语三藏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二、从巴利语三藏的传诵方面来看
佛陀在世时，随着信徒队伍的不断扩大，不同地区的人也用不同的方言来传播佛法。当时有两位婆罗门种姓出身的比丘要求佛陀允许用吠陀韵律的雅语形式(Chandaso)来记述教法，统一佛经用语，但佛陀却没有答应。他说：
「诸比丘，不得将佛语转为雅语，转者犯恶作。诸比丘，允许以自己的语言学习佛语。」[2]
为了使佛法普及化和大众化，传教用语是因地置宜的。佛陀在他近半个世纪的说法生涯中，主要奔走于以拘萨罗国（Kosala）和摩揭陀国（Magadha）为中心的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说法的对象包括王族、婆罗门、吠舍、首陀罗等社会不同种姓阶层。佛陀的出生地是附属于拘萨罗国的释迦族（Sakya）城邦。他的母语很可能就是拘萨罗方言。然而，在三藏圣典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关于有信众听不懂佛陀说法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佛陀说法时所使用的语言想必就是当时在摩揭陀一带广阔地域内都能够接受的口头语言，就好象今天的北京话和东北、华北广大地区的方言都大同小异一样。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它们在发音和文法表达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巴利」（pàëi）直译为「线」、「行」、「秩序」，在语言上表示「本文」。南传佛教认为巴利语是佛陀当年所说的摩揭陀语(Magadhã、Màgadhika)，因此也有「佛经语」、「圣典语」的意思。据我们所知，第一次结集和第三次结集的地点都是在摩揭陀国中举行，第二次结集也是在与摩揭陀国仅有一河之隔的吠舍离国中进行的。「结集」意为集体会诵之义。在几百位乃至上千位比丘齐集一起会诵时，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来勘定佛说，情况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此三次结集在语言上必定也应该是采用摩揭陀一带的东方普通用语。阿育王时代的法敕铭文所使用的文字，有很多处都采用这种古摩揭陀语。这是一种与古印度正统的雅语——梵语(Sanskrit)——相对的民众方言——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的一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古摩揭陀方言和巴利语相对比一下，那么，古摩揭陀语只是一种半固定形式的语言，而巴利语则是在这种普通语言基础上的确定化，它多少还受到西南印度阿盘提语及后来形成的佛教梵语的影响。当这种语言传到兰卡岛之后，它便变成了神圣的语言，以记诵佛经专用语的姿态出现，而成为圣典的代名词。
公元前一世纪瓦达嘎马尼王(Vaññagàmaõã,公元前43～17年)在位时期，斯里兰卡五百位长老在马达雷镇(Màtale)的阿卢寺（Alu-vihàra）举行大结集，并把会诵的律经论三藏及其注释全部记刻在贝叶[3](patra)上，打破了历代高僧以口口相传佛经的传统，正式开始出现了以文字书写来记载的三藏圣典，巴利语三藏从此也得以完整系统地流传到现在。正如锡兰史书《岛史》第33章中说：
「在此之前，具大智慧的诸比丘以口口传诵三藏圣典及其注释。此时，见到其在众生中逐渐失传之诸比丘就齐集一处，将〔圣典及其注释〕书写记录成文，使正法久住于世。」
从印度传到西域、汉地和西藏等地的经典都被译成了当地的文字。但是锡兰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阿卢寺举行的结集，是用僧伽罗(Sinhalese)字母来拼写巴利语，然后才刻写在贝叶上的。当巴利语圣典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地时，这种传统保持不变，因此也相应地出现了以缅文、泰文、高棉文、寮国文等字母音译的巴利语藏经。所以，现在南传佛教弟子在读诵佛经时，都采用巴利语。一位南传上座部比丘除了要懂得本国语言以外，通常还必须精通巴利语。假如现在尚存一种巴利文字母的话，这些不同文字版本的经典都可以还原为巴利文原典。
如果把巴利语三藏和汉译的四部《阿含经》及各部律藏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汉译的四《阿含》分别属于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等部派经典，律藏也流传着昙无德部（法藏部）的《四分律》、弥沙塞部（化地部）的《五分律》、摩诃僧祇部（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部（旧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根本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而巴利语律经论三藏皆属于上座部分别说系的经典，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组织次第上，都要比汉译的北传译本更具有严密性和完整性，同时也更富有早期佛教的色彩。（当然，北传译本也各有千秋。）
佛教经典常常遭到非难的就是关于口口相传的真实程度。佛教自从创立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佛经记录成文，中间经历了四、五百年时间，此间的所有三藏圣典几乎都是依靠师徒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传诵过程中有疏漏和错误的出现。
然而，印度民族是一个长于记忆而忽视书写的民族。早在佛世以前，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就是通过诵诗咒语的形式口头传诵下来。在佛世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专门记诵某一部特殊经典、传承某一种教法的比丘。当圣典结集成型以后，便出现了专门诵习律藏的持律师（Vinaya-dhara）、精通经藏的持经师（Suttantika）、精研论藏的持论师（Abhidhammika）、精通三藏的三藏持者（Tipiñaka-dhara）等。《清净道论》第三品记载：有位《中部》诵者雷瓦（Reva）长老在修学了二十年止观业处之后，仍然能够从头至尾、无一字疑惑地背诵出《中部》的一百五十经。公元402年，东晋高僧法显法师在游学北印度时，说一切有部的律藏都是「师师口传，无本可写」的。据《出三藏纪集》中记载，秦主姚兴迎请能背诵《昙无德律》（即《四分律》）的佛陀耶舍法师来长安翻译。起初姚兴怀疑他的记忆准确性，结果佛陀耶舍能以三天时间一字不漏地背诵出药方户籍四千余纸，使姚兴深为信服。1953年，缅甸有一位名叫维吉达色拉阿毗旺萨（Mingun Sayadaw Bhaddanta Vicittasàràbhiva§sa，又作明昆西亚多，1911～1993）的大长老，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有一万六千多页的全部巴利语三藏圣典，成为缅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三藏持者，并被列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4]
可以这样说：巴利语三藏圣典的律藏和经藏的主要部分，是阿育王时期由主持第三次结集的目犍连子帝须大长老经过严格校订和整理、并在当时取得了正统地位的上座部分别说系经典（至于三藏注疏，我们尚不敢肯定，因为其中某些部分带有僧伽罗色彩）。当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圣典经过受到优秀记忆力训练的大德长老们的传诵，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这些律法和经教在内容上有多大的变异。
(责任编辑：佛光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