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即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印度佛教文化圈。我国云南傣族佛塔，就是以这一佛教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以喜马拉雅地区及我国西藏、内蒙古和内地一些地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西藏佛塔和走出雪域的藏式佛塔就是以这一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以朝鲜、日本和我国汉地等为代表的汉传佛教文化圈，我国内地佛塔就是以这一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这三种文化圈的形成不是独立的，而是跨地区、跨国境的，是互相兼容的。处在三种文化圈中的佛塔又相互影响，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并构成世界佛塔的主体。
按照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编年史记载，当时在东南亚地区具有雄才大略，勇武善战，事业有成的君主都要以阿育王为榜样。如11世纪印度的阿兰纳塔，13世纪斯里兰卡的衣塔卡马尼，15世纪泰国的泰罗卡加等。而他们对阿育王崇拜效仿的重要一面，就是大建佛塔。缅甸的巴根塔、泰国都城莎克泰、柬埔寨的吴哥窟成为古代东南亚史上君主、佛教、佛塔文化共生关系的经典例证。有位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豪地告诉人们，10世纪柬埔寨经历6位君主在100年间的主要成就不是政治记录，而是建筑记录。阿育王因建造佛塔所树立的光辉典范影响了作为印度佛教文化圈的东南亚佛塔的面貌。当佛塔沿佛教南传的路线进一步向东南亚传播时，它的演变脉络就愈渐清晰了。东南亚佛塔在拒绝印度思维的同时，又以印度文化为基础，创造出不同于印度佛塔的具有新的象征意义的印式佛塔。当时印度佛塔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其中之典范就是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波罗布达塔和柬埔寨的巴戎塔等。东南亚佛塔脱离了坟墓式的覆钵主体，在形成建筑形式转变的同时，完成了象征系统的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外来印度文化艺术与东南亚文化艺术在传与受中经过微妙复杂有形无形的接交、拒斥、选择、改造后的融和定型。接受和创造不但决定着佛塔建筑格局的多元化，而且意味着佛塔象征系统的多样性。东南亚佛塔象征系统最主要的转变就是让与死相连的“墓”的表层脱去，换成须弥山。
佛教的经典集中了佛祖释迦牟尼的所有思想与智慧，是佛教信众通往涅槃境界的指路明灯。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高僧集聚在今天的斯里兰卡进行了一次上座部佛教经典的编辑与汇总，首次用巴利文将上座部的佛教经、律、论典籍辑录成册，从此，确立了巴利文佛教经典在东南亚南传佛教信仰地区的神圣地位。南传佛教的经典比较接近佛祖释迦牟尼时期最原始的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与教义，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树等。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如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都把上座部佛教尊奉为他们的国教，一座座秀丽挺拔的佛塔成为他们传统文化的象征。傣族佛塔就是从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最先是在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
傣族是我国西南边睡的一个优秀民族，勤劳智慧的傣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早在13世纪，傣族人民根据巴利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傣文，并且有了刻写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十分珍贵，佛教称“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叶上刻制和记载佛教经典，及其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和民间习俗等相关典籍，是东南亚文化的典型象征。贝叶经不是一个国家所独有，而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贝叶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重视的一幕，它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云南傣族文化的全貌，反映了傣族悠久辉煌的文明史。傣族自古信仰小乘佛教，广建寺塔。傣族寺塔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和德宏等傣族聚居区。人们习惯上把流传在云南临沧、德宏、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的佛教称之为“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在这些地区建造的佛塔称之为“小乘佛塔”、“傣族佛塔”或“西双版纳佛塔”。
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地区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等民族信奉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尽相同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属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派遣他的儿子晒陀前往斯里兰卡弘传佛教。斯里兰卡佛教后来辗转传播到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中国（云南）等。因为他们所传的都是小乘上座部佛教，又是由印度向南传入的，所以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或小乘佛教，又因其使用巴利语（印度地方性民间语言）经典，故又称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一般称之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约7世纪初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傣族聚居区。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任何一种宗教在传入异国或异民族并被这些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它都要经历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原始宗教或原始文化相互冲撞、磨合、兼容的过程。同样一种新型的建筑形式的传入也要经历适应、嫁接、融合的过程。像我国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塔、藏传佛塔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傣族佛塔亦同样如此。小乘佛教最初传入云南傣族地区时，与傣族原始社会流传的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较量，最终小乘佛教以它精深周密的义理，简便易行的仪轨，以及弃恶扬善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观念赢得了人们的信仰。
傣族佛塔的建筑式样自东南亚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以后，傣族劳动人民对这种外来宗教建筑形式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把这种外来建筑的特点结合在当地传统建筑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具有区域特征、民族风格的佛塔建筑形式。傣历931年（公元1569年），第十九代召片领刀应勐迎娶缅甸金莲公主为妻，缅王派遣僧团随公主前来传教，带来很多佛教典籍和佛像，并在西双版纳地区修建了一批佛教寺塔。这些寺塔是云南傣族地区最早建造的寺塔，证明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已“安家落户”。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佛塔最能代表南传佛塔风格特征，具有鲜明的缅甸和泰国佛塔的风格。当然，所有的傣族佛塔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周边东南亚各佛教国家的影响，其中更多地受到泰国和缅甸佛塔的影响。而泰国佛塔和缅甸佛塔又直接受印度佛塔的影响。至于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塔始建于何时，因缺乏考证资料，尚难断定具体的年代，但西双版纳民间却流传着很多有关佛塔的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曾三次巡游西双版纳，先后修建了庄莫、庄董和邦友三塔。显然，这是西双版纳佛教徒出于对释迦牟尼佛的崇拜，把后世印度、缅甸等国僧人到这里的传教活动，附会为佛祖释迦牟尼三次巡游西双版纳。传说固然不足为凭，但传说中的这三个地点确实建有佛塔，其中的庄莫塔和庄董塔至今尚存。这里我们尚难断定，是有了传说，才有了佛塔，还是有了佛塔，才有了传说。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证实，当时这里的确建造了缅式小乘佛塔。
傣族佛塔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与南传佛教密不可分。从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来分析，宋代已盛行傣族佛塔，明、清时期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据傣、汉文史籍记载，云南德宏傣族地区明初已信奉佛教，至明朝中叶，德宏地区已是“寺塔遍村落”，其中曼飞龙白塔、姐勒塔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可见当时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和发展的盛况。傣文史籍《地方大事》中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修复勋海总佛寺时，曾经增修两座佛塔，这是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聚居区修建傣式佛塔的最早记载。傣族佛塔是中国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佛塔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是西南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但遗憾的是现存资料中，有关反映傣族佛塔建造的文献寥若晨星，尚需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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